但在政务处分程序中，监察机关作为外部主体和有关单位、个人本就存在监督和被监督关系，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互对立的性质，调查成本较内部的考核程序为高。

技术标准的制定并非仅由专门知识决定，有必要在相关利益衡量上作出法的价值判断。例如，《食品安全法》第28条第1款规定，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应当……参照相关的国际标准。

[4]文松山：《再论技术法规与强制性标准》，载《中国标准化》1996年第4期，第7页第二，作为科学以外的要素得到考虑的仅限于国际上共有的要素，其中得到明确认可的要素是食品管理体制的实行可能性和对经济性利害的影响。[14]松村弓彦「ドイツ環境法における予防原則（その二）」法律論叢86巻6号（2014年）277頁参照。技术标准在司法审查中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技术标准的制定是否合法，第二个阶段是技术标准的适用是否合法。之后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形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

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后，以公告形式对外发布。同样基于专业分工，技术标准主管部门享有实体性权限，制定并公布相应的技术标准，而标准管理部门则仅享有程序性权限，提供国家标准编号。考核的实施者，在事业单位是单位负责人。

[16]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几个问题，载《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页。[12]诚如论者所指出，《监察法》和《公务员法》等存在如何衔接的问题。[39]人民委员会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决定草案，载《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页。这一区分在我国刑法学界影响深远，在监察法规出台后，也仍被认为具有指导意义。

应当说，这种结构性的理论模型较之上述线性模型可以更好地划分监察机关和其他机关、单位之间的管理权限，由此更好地发挥《政务处分法》双轨惩戒制度的作用。同时修订的《检察官法》第47条也新增了几乎完全一致的规定。

具体而言，至少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0条所谓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第22条所谓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行为，第25条所列侵犯公民权利行为，第26条所列泄露秘密和个人隐私行为，第28条所谓工作作风懈怠、工作态度恶劣等。（三）宪法文本对责任制的规定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毋庸赘言，所谓人民的勤务员之类只是修辞上的比喻，在具体工作中干部和群众之间事实上是广义的劳动合作关系。两条还规定了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而在《政务处分法》上，也本可用一个条款简单区分由监察机关给予的政务处分和不由监察机关直接给予的政务处分，前者分为6种类型，对后者则不必列举归为一类。《公务员法》上也有类似规定。《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第8条第1项所谓弄虚作假以骗取利益，第6项所谓漠视职工正当要求，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17条和第20条各项所列行为。

现行《公务员法》第61条是对2017年《公务员法》第55条的修订，主要的变化就是为监察机关给予政务处分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在通常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涉及《政务处分法》第38条、第39条的违法行为进入机关、单位的狭义处分程序。

另见龙宗智：监察与司法协调衔接的法规范分析，《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第17页。因此，狭义处分程序的启动方式，在当前即便不是消失了，也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摘要:  政务处分法设置双轨惩戒制度有其宪法上的依据。在《政务处分法》并未明确区分政务处分和狭义处分实体法依据的情况下，宪法对于这两种责任制的不同规定，不但可以证成《政务处分法》设置双轨惩戒制度的正当性，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在更高的位阶上为划分处分决定机关管理权限提供法理指引。我国宪法对于公职人员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有两条直接、明确的规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生产责任制，不再只是对劳动者提出生产指标再根据结果进行奖惩，而且包括了要劳动者自己参与管理的重要意涵。[11]当然也就更没有想到，可以利用宪法规定来解决实体部门法无法解决的上述管理权限划分难题。中共中央办公厅2018年12月公布的《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将驻在部门党组管理的司局级党员干部违纪问题的立案调查和内部审理，交由派驻纪检监察组主要负责，而处级及以下党员干部党纪处分则由部门机关党委、机关纪委进行审查和审理。

这两组条款虽然均和对于公职人员履职行为的监督管理有关，但又各有侧重。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要求和当前行政机关提高政府部门，特别是窗口工作的政务服务水平工作要求不能等同。

他指出，即便是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对于统治阶级有些制约的办法也还有可取之处，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以使做‘官的人能够真正在为人民服务。参见秦前红、刘怡达：制定《政务处分法》应处理好的七对关系，《法治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1期，第16页。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实际上，即便是所谓人民的勤务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语境中，也是在谈政治站位。

但是，我国政治话语中的为人民服务并不仅仅是为人民做工作的意思。未来，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主要负责处理涉及《政务处分法》第38条、第39条的违法行为，并由机关、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在日常考核程序中予以推动。我国宪法在文本上还将为人民服务的要求直接提给了武装力量、全国人大代表和国家创办的文化事业。[29]姜涛：受贿罪保护法益新说，《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第127页。

第39条规定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位，以及辞退等的依据。[32]习近平：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68页。

而根据《政务处分法》第42条的规定，由监察机关对涉嫌违法的公职人员进行调查，虽然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且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13]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38—239页。

《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公务员考核规定》（2020年）第13条明确规定组织（人事）部门承担具体工作责任。

孙国祥：监察对象的刑法主体身份辨析，《法学》2019年第9期，第9页。[25]彭真在对条例草案作出说明时亦指出，人们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简称为‘三害。[24]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1952年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而《政务处分法》实施当前所引发的问题是，虽然该法第2条第2款明确狭义处分和政务处分的程序不同，应当适用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所谓其他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处分程序，是在政务处分及相关法律并不存在的条件下设置的，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势的发展和需要。

[1]监察机关已经开始对违法的公职人员给予新的政务处分，但国务院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仍然有效。而《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43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内部质量管理和控制制度，对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负责。

实际上，定期考核等考核正是日常监督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条规定归根结底都是要防止公职人员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

如果监察机关和公职人员任免机关、单位负责处理的违法失职行为范围明显不同，或者，监察机关可以代替其他机关、单位直接给予处分（而非提出监察建议），那么双方的管理权限之争就不会存在或者失去意义。[21]彭真：人民警察是人民的勤务员，载《彭真文选（一九四一——一九九〇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